谢作诗：经济学的品位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经济文萃 Author 谢作诗
经济学要讲品位吗？
终于画上句号了。读过这本书，你就能理解，我并非刻意标新立异。但我承认，之所以取这个书名，就是要显示和主流的不同。
到此为止，我不仅改写了微观经济学（《通往真相之路：重塑经济学基础》），也颠覆了宏观经济学。生命有涯，我的学术生涯也要画上句号。从今以后，我不会再写学术文章了。今后，我会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两本书的修订完善，以及对于这两本书的学术理念的推广上。
中国人口最多，为何对科技文明的贡献几乎为零？因为大家都把时间、精力用在做无用功上了。中国的考核制度有问题，年年考核，收入与考核结果挂钩，直到退休。每年都要出成绩，有创新，这怎么可能呢？这种方法在别的领域适合，但在学术领域绝对不适合。
所以，美国的终身教授制度是有道理的。年轻时高强度考核，非升即走，一旦拿到终身教授，不用考核了。即使不出成果，也不影响收入。这样人们才会终其一生去打磨一件精品。
当然，终身教授制度是需要特定制度做支撑的。这个问题，我就不在这里谈了吧。
其实，一个教授一生只留下三五篇论文，出一两本书，人类知识的爆炸速度只会更快。当今世界不是文章少了，而是多了；不是书少了，而是多了；“知识”泛滥，伪知识太多。人类被“创新”害苦了。没有那么多伪经济学知识，今天美国的增长率应该在两位数以上。
但我不想讲这些，这些话题说起来多少有些沉重。我改谈一个轻松的话题。
大家知道，艺术要讲品位的。那么经济学呢，经济学也要讲品位吗？
对此，我没有确切答案。不过既然学习经济学，总有自己认为对的或是不对的、好的或是不好的理论。问题是，自己认为对和好的理论，别人不一定认为对和好；自己认为不对和不好的理论，别人不一定认为不对和不好。老祖宗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我们懂得：己所欲，亦勿施于人。那就用“喜欢”二字吧，喜欢是个人品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
我喜欢科斯，喜欢张五常。我与科斯只一面之交，与张五常倒是有一些交往，受到过老人家的不少指点。不过我不善交往，不敢说有多深的交情。喜欢他们，是喜欢他们的经济学。
我这个人与他人可能有些不一样。因为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我会对一个人产生崇拜的。崇拜的人，我总是五体投地；就算他错了，我还是五体投地。也可能因为一篇文章或者一句话，我便不喜欢一个人。不喜欢的人，名气再大，受到他人推崇再高，我也是不喜欢的。
曾经在上海张五常家中，我提及萨缪尔森是不是有让经济学过度数学化的误导。老人家立即反驳，说做模型没有人赶得上萨缪尔森和阿罗，后者是他的朋友。萨缪尔森无疑是天才，世人公认的天才。但你说怪不怪，我就是无法对他产生崇拜。不但不崇拜，还颇有微词。我认为萨翁的经济学精致，但经济学的理念很是不够。你可以把我的书和萨翁的书对比着看。
其实，一个经济学理念过关的人，是不会说前苏联会超越美国的，虽然后来他删除了。
凯恩斯是宏观经济学的奠基者，驰骋学界政界，不仅是最富有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娶了一位美丽的芭蕾舞演员太太。但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宏观经济学，对他更提不起兴趣。
我的研究方向是交易费用经济学，威廉姆森因为交易费用经济学获得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我很不喜欢威廉姆森和他的交易费用经济学。这事说来话长，不在这里说了。
无名之辈谈不喜欢学界“大牛”总有点那个，还是转谈自己喜欢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吧。
第一个喜欢的是张五常和张五常经济学了。不说他在《卖桔者言》《再论中国的前途》等著述中对于产权和交易费用概念的清晰阐述和娴熟运用，也不说他的《佃农理论》推翻了两百年来人们在该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开创了合约选择分析的先河，单说他对于租值消散定理的改进和对于帕累托最优的重新阐释。
资产公有，租值就要消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叫做租值消散定理。然而张五常敏锐地意识到：经济一定会内生出各种制度安排来避免租值消散，因而消散了的租值一定是约束下最小的。这事浅，但大家都看不到。张五常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于是不再简单地说这也不合理了，那也不合理了；我们再也不简单地说论资排辈不合理了，公立大学用论文篇数和课题个数度量学术水平不合理了。世界因而变得“和谐”起来。
说张五常对于帕累托最优的重新阐释，不能不提及科斯，再向前又不能不提及奈特，都是我喜欢的经济学家。传统认为：存在外部性就有无效率发生，就需要政府干预。科斯指出：假如交易费用为零，权利又是清楚界定的，那么外部性会由当事双方协商解决，不会有无效率发生。也有人把科斯的工作理解成“私有产权是市场的前提”。这是科斯定理的奈特传统。
不过在张五常看来，“科斯的贡献并不在于什么定理，而在于促使我们关注约束条件。”
核心的问题是，在正交易费用的世界上，要怎样看待效率和帕累托最优才对。绝不是新古典的世界就代表了效率，而一切对于新古典世界的偏离都代表了效率损失。对此，张五常在其就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交易成本范式》）中讲得清楚：“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经济总是有效率的”，“考虑了所有的约束条件，帕累托最优总是达到了的”。
张五常讲得武断，我则在一系列文章中做了更加细致的阐述，详见微观经济学部分。
科斯定理说，交易费用为零，那么初始产权配置不重要。交易费用为正呢？包括科斯本人都认为，如果交易费用为正，那么初始产权配置就重要了。这被叫做科斯反定理。而我认为，即使交易费用为正，初始产权配置仍然不重要。这事非常反直觉，但我坚信，我是正确的。感兴趣的朋友，可阅读微观部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兼说科斯反定理错得离谱》。
了解了这个传统，就不会拿消费者剩余和垄断利润简单相加，看是否达到最大来证明垄断无效率了。了解了这个传统，我于是知道整个福利经济学不过是蠢人们的把玩而已。
科斯说，这个传统将根本改变微观经济学的结构。而我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
也许，还要说一说在一些细枝末叶上的见识，才能全面了解张五常和张五常经济学。
张五常讲：一个人拿一条卷尺丈量土地是一个人的方法，两个人拿一条卷尺丈量土地是两个人的方法；要素投入比例不同，生产技术就不同，生产方法也就不同。
一个人当然使用一个人的方法，两个人使用两个人的方法，可是不经张五常提点，我们就注意不到。经他这么一提点，我们于是明白，一条等产量曲线，一个生产函数，背后对应着的其实是无数多个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教科书所讲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技术、里昂惕夫生产技术等等，统统不过是经济学者的杜撰而已。生产函数只是要素投入和产出数量对应关系的一种刻画，至于给定数量的要素投入具体是怎样生产出特定数量的产出的，就不是生产函数可以相告的了。我们于是对数学推导能够表达多少经济学含义也就不能不打个问号。
喜欢费歇尔。《利息理论》开篇便讲“收入是一连串事件”，继而指出“利息不是收入的局部，而是收入的全部”，我便认为这是学究天人，无与伦比。虽然我认为他的不耐决定利息的理论，只讲了利息决定的需求方面，还不完整，但我依然认为他学究天人，无与伦比。
喜欢阿尔钦。“产权与竞争是一回事”“价格决定什么远比其是怎样决定的重要”，这是产权理论大师才可以说得出的。我相信，不少经济学者还不理解这两句话的深刻含义。阿尔钦又说，适者生存的结果和理性选择的结果一样，因此经济学可以不需要理性人假设。对此，我不同意，我认为阿师逻辑错了，有关讨论详见微观部分。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大师。
喜欢弗里德曼。虽然自己总是试图改进他的工作（见拙作《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缘起、内容及再解读》《关于马歇尔“剪刀模型”的理论再思考》），并且也不认同他的浮动汇率主张（参见本书谈汇率的部分），但我衷心认为他给了我大启发。没有他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不会有我对于实证科学方法论的更进一步的理解。我也衷心认为，他是严格区分马歇尔意义上的需求曲线和瓦尔拉斯意义上的需求曲线的第一人，他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真正把握住“剪刀模型”方法论特征的第一人。须知，“剪刀模型”的方法论特征，虽然马歇尔本人讲得清楚，后人也知其方法论特征，但在运用的时候常常是忘记了的。
朱锡庆教授、邓新华老师、俞炜华教授，也都是我喜欢的经济学家。
说朱锡庆教授，我要从一个我们司空见怪的现象说起。大家知道，出租车一般选择在下午五点钟交接班。这个时段，是一天之中对出租车需求量最大的时段。很多人认为，选择在这个时段交接班，空车率高，造成运力缩减，致使乘客长时间等待。然而朱锡庆教授认为，选择在一天之中人流最高峰期交接班，恰恰是因为空车率最低。设想：出租车司机每天从随机的B地回到固定的A地来交接班，什么情况下空车率最低？人的流向最丰富的时候空车率最低。再问：什么情况下人的流向最丰富呢？无疑是上下班高峰期了。朱教授一句“大学的本质就是一套关于知识量度的同行评价制度”，从此他的每一篇博客都留下我的阅读痕迹。
在很多经济学问题上，我与邓新华老师不谋而合。我说不是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相反，因为有市场，才使本来广泛存在的外部性大大减少了。我说只有投资才能拉动经济增长。他几乎都是毫不犹豫就表示认同。我们一致反对“贷生存”理论，一致反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我曾分析过“三从四德”不是歧视妇女的问题，俞炜华老师说这是受了他的影响。很可能是的。我从辽宁调到浙江来，很多书都没有带，但他的一本社会问题经济学分析的讲义，我随身带着，读了好几遍。读了他的书，受到他的影响而不自知，可见影响之深。他身上既有清晰的芝加哥学派烙印，也有很深的新古典综合的烙印，但一点也不影响我对他的喜欢。
我喜欢的这些人，肯定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可见，经济学的确是讲品位的。
我对张五常和张五常经济学五体投地。奇怪的是，我在文章中常常是直呼其名，很少什么张教授呀、张先生呀之类的。心想，既然对科斯、弗里德曼、奈特、费歇尔、阿尔钦、萨缪尔森都直呼其名，张五常比他们厉害呀，于是也就心安理得直呼其名了。这也是品位吗？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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